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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2023年12月29日，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慈善法的决定，对健全应急慈善制度、完善促进措施、规范慈善活动、加强监督管理等作出规定，为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。围绕这一核心法律，《慈善组织认定办法》《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》《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》《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管理办法》等一系列配套政策相继出台，构建起更全面的制度体系。部分省市根据新修改的慈善法精神和当地实际情况，也相继推出地方性政策法规。“我国慈善法治体系更加完善了。”邓国胜说道。

　　在制度保障下，规范化建设与党建引领持续深化。“这五年的主要特征是从数量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，而规范化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。”邓国胜表示，民政部 会工作部 农业农村部 市场监管总局 全国工商联联合颁发了《关于加强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推动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，对慈善组织等社会组织的治理结构、透明度、合规性提出了更高要求。民政部门还深入实施“阳光慈善”工程，推动形成政府监管、行业自律、社会监督、组织内控的综合治理格局，有效提升了慈善事业公信力和透明度。党建引领的深度融入也成为公益慈善治理的重要支撑，在规范组织运作、强化诚信建设中的作用也持续凸显。

　　在此基础上，行业进入规范化转型的阵痛期与机遇期。全国社会组织总量增速放缓但结构持续优化，据民政部数据，“十四五”期间新成立了一批科技类社会组织，目前有2.4万家社会组织活跃在科技创新领域，彰显出行业发展的新质活力。此外，五年间，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，重点投向“一老一小”“一残一困”、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；福利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2566亿元，在补充社保基金、扶老助残、救孤济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　　数字化浪潮重塑慈善生态，互联网募捐平台持续发力，民政部依法指定的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3家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累计募集资金1600多亿元，为乡村振兴、扶弱济困等提供了有力支撑。“2023年，中国互联网个人捐款达到一个高峰，差不多100亿元，如果算上个人求助网络平台的筹款，可能形成几百亿规模的数字慈善市场——这就是科技慈善的作用。”邓国胜指出。还有腾讯、字节、蚂蚁等公益平台推出的各类数字化工具，显著提升了公益慈善组织运营效率。

　　邓国胜坦言，行业活力有待进一步激发。一方面，社会组织总量增速下降，其背后原因之一是基金会、民办非企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等登记注册难题尚未完全解决，同时，“入口”不畅与“出口”不易并存。另一方面，各地“重规范、轻促进”的倾向一定程度上存在。“四中全会强调‘促进和规范公益慈善事业发展’，要把促进放在前面，”邓国胜分析指出，但实践中规范的措施多，促进的办法少。例如，慈善信托的税收优惠政策呼吁多年仍未完全落地，影响了这一创新工具潜能的释放。

　　邓国胜强调，科技慈善与社区慈善是未来我国慈善事业能够实现弯道超车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领域，但仍然需要完善更具激励性的生态环境。“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，我们特别期待公益慈善等社会组织能成为‘十五五’期间吸纳新增就业的重要力量，能够在第三次分配中发挥更大作用。”他说，这要求未来在坚守规范化底线、强化党建引领的同时，必须进一步激发慈善的活力，在配套政策激励、疏通发展堵点、夯实人才基石等方面协同发力，形成“人人慈善，处处慈善”的良好氛围。